贵州红贵州红

回望与传承

遵义,上海,相距近两千公里,在中国现代近百年的历史上,两地多次相逢。

启航,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一栋石库门小楼里;转折,中国共产党在遵义的这座红楼里,两次会议,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历程和国家命运。

对于今天的上海人来说,遵义在远方,但并不陌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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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4年,中央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,决定集中力量建设内陆地区,重要企业搬迁至内陆地区,开始了轰轰烈烈的“三线”建设。上海多家企业搬迁至遵义,给遵义的第一次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契机,上海的工人、知识分子、技术人员,将上海的先进技术带来的同时,也将上海人的思维和观念带到了遵义,一时间,这个内陆城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

无论是卫生习惯、社会文明还是文化教育、医疗卫生,整个城市,都因上海内迁职工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,就像开了一扇窗,让这座大山里的城市具有了开放和现代化的气息。费孝通曾评价: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。

遵义的上海路,是遵义人的感恩方式,上海路上的梧桐树,是上海人对家乡的思念。

遵义人为了感谢三线建设者对遵义的贡献,让子孙后代铭记那段光辉的岁月,特意在三线企业遗留下的旧厂房上,建起了“1964文化创意产业园”的城市综合体。园区保留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风格,这种工业风在50年后又成为了新的时尚,现代生活与工业历史奇妙地在这里交汇。

时间再次回溯到20世纪六十年代末,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包括作家叶辛在内的一大批上海知青到贵州,其中一些上海青年,到了遵义。

两次邂逅,遵义,这个遥远城市的名字,开始与大上海有了一些联系。

逝水流年,激情岁月已沉淀为不朽的记忆,人们以为,那些曾经的缘分会慢慢淡出历史。

2013年,国务院办公厅下发《关于开展对口帮扶贵州工作的指导意见》,明确上海市对口帮扶遵义市7月13日,第一批援遵干部离别亲人与故乡,再次踏上帮扶遵义脱贫攻坚的征程。

遵义,再次回到上海人的视野。随之而来的是上海的文化、上海的资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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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庆伟,上海市第一批援黔干部领队,来遵前是上海市普陀区副区长,到遵义后挂任遵义市委常委、副市长,新蒲新区(经开区)党工委第一书记。

“我们援黔干部担负着上海市委、市政府的重托,带着对革命老区、红色圣地的向往,怀着欣喜又忐忑的心情踏上遵义这片神圣陌生的土地。”黄庆伟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。

登上飞机,飞行3小时,到达遵义。

乘上高铁,跨越江苏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,行驶7个小时,也可以到达遵义。

原本对遵义陌生的这批援遵干部发现,原来,遵义离上海这么近,原本只是出现在历史课本中的地名“遵义”,因为这样的交往,变得不再遥远。

遵义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,黄庆伟真实地体会到了“遵义速度”,“每一天都在强渡、翻越、攻克中度过,”他说,遵义打破常规思维,出奇兵用奇招,特别是在产业转型发展与招商引资过程中,成功实现了“无中生有”的跨越,这样的变革与跨越,成为遵义后发赶超、率先小康强有力的引擎。这样的速度是他来之前没有想到的。

由上海市教委党委、遵义市与同济大学三方共同主办,定在上海图书馆和同济大学同时展出  胡志刚 摄

“无”中生“有”是遵义的一种勇气,更是一种谋略。从无到有,需要的是信心和勇气;从有到多,考验的是气魄与担当。黄庆伟说,他曾经遇见的沪深两地企业在遵投资的不同境遇,颇有感触:一个是投资者信心从有变无,舍遵赴渝,一个是投资者信心从无变有,舍渝赴遵,其过程经历的遭遇,的确考验着当地为官为人为事的智慧和境界。

抢得先机却半途而废、后来居上并顺利落地!这过程折射了什么?启示了什么?黄庆伟说,经验和教训确实值得沪遵两地相关部门、企业深思、反思和辨思,如此,沪遵产业合作发展才能谋定和后动,行稳而致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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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大东,来遵前任上海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外经处副处长,挂任遵义市政府副秘书长、市对接上海产业合作发展办公室常务副主任、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。

我们走在遵义的大地上,触摸着这片土地的脉搏,为你鼓劲、为你欢喜、为你分忧。这片土地沐浴阳光,充满希望。每一天都能感知这变革中每一步前进的喜悦,我们愿意相信,这个时代能够成为遵义最好的时代,因为它给我们未来以最新的期许。

即将离开遵义时,韩大东深情地写下了这些文字。三年,为了使命、为了责任、为了幸福,他与他的战友们告别家乡,与遵义人一起,攻坚拔寨,不遗余力。

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展览(上海图书馆)

三年的遵义人,韩大东感触颇多,他说他有三个想不到:一是想不到遵义经济社会发展这么快、这么好!二是想不到当地干部群众干劲这么足!三是想不到遵义的文化底蕴这么深,邻居、同事说不定就是诗人或作家。每每接待外来的客商,韩大东总会加上一句:请高看一眼遵义,因为遵义是配得起外来者高看的,遵义无论是人文还是自然,都是如此吸引着人心,更让人流连忘返。

也许对这片土地爱的太深,也许三年的工作对他影响太大,他真诚地说出了自己的体会。

“两地合作历程,有磨合与协调,也有博弈与被动;有共识与融合,也有差异与碰撞。比如在经济目标上,东部重在效益,西部重在效应;在守则上,东部以契约为上,西部以部门“老大”为上;在发展方式上,东部是恒定式,西部是脉冲式;在举措上,东部是和风细雨,西部是暴风骤雨。”

韩大东说,东西部区域在经济发展工作中的确存在的这些差异,是我的个人的体会,这些差异没有对与错、好与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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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迪成,心脏及大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,2007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外科学博士毕业,长期从事心血管外科科研及临床工作。目前,担任遵义市心脏临床医学中心执行主任。

2017年7月1日,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援助下,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创立遵义市心脏病临床医学中心。杨迪成担任该临床中心执行主任并长期驻点工作。

上海医生的到来让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感到了压力,同时找到了动力。

上海奉贤区医疗人员到务川自治县开展光明行活动

医院发展运营部主任李应颇有感触地说:过去医生手术结束就算完成了工作,病人推出手术室一般就由管床医生或ICU负责,如果出现什么问题,才会通知手术医生。

但上海的医生,从手术开始到结束,会一直跟踪。杨迪成对每一例手术患者几乎做到亲力亲为,无论手术难易,他会事无巨细关心术后监护每一措施。一直守候在病人左右,观察生命体征变化及每一细节。

深夜,凌晨,在病房,在病床边,杨迪成的身影都印在当地医护人员的脑子里。

如今在遵义市心脏临床中心已形成一习惯,只要有心脏病人住院,大家会尽量花更多时间待在病房里,讨论病情变化,学习治疗方案。

同样是专家的李应说,上海医生的敬业和一丝不苟,是过去我们自己没有做到的,至少是没有做好的。

曾挂任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的谢冰是上海眼科专家,他认为医疗的相对落后,更多体现了医护人员的理念和学习愿望及能力。医疗这个行业,要具备基本的死磕精神,目前很多医生,英文知识完全不接触,这就和最新的技术、知识脱节,再加上平时不积累、跟外界学术界接触少,内在封闭式的反复循环,坐井观天,就自然而然地拉开了距离。

当人们看到了距离,并且知道缩短距离的方式时,改变在悄悄地进行。

上海给予遵义的财富,根植于心。

如今,一批又一批人的援遵干部秉承上海“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、开明睿智、大气谦和”的城市精神,肩负使命与担当助力遵义脱贫攻坚。很多援遵干部感慨地说:遵义山绿,酒浓,人质朴;遵义从来不缺知名度、不缺厚重的历史,未来,遵义再多一些先进的理念、再多遵循一些市场的法则,遵义的发展将是飞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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