贵州红贵州红

何锐,并未消失的可爱灵魂

何锐老师逝世,让我特别心疼。

这两天,很多前辈作家用文字送别何老师。我非作家,看到的、记住的,也不是何老师作为编辑大家的一面。

最近两年,何老师常为他的企业决策者研究会找我组稿。可是,我们的电话,至少有百分之三十无法听清。

我口吃,语句含混,和何老师对话,需贵阳话、普通话、四川话轮番上阵,才能说明白。

何老师口音很重,我很费力才能捕捉到中心思想。想象不出,一位话语声弱到含混不清的老先生,直到生命最后几个月,还在操心他创办了20余年的研究会。

作为旁观者,我清楚,从前互联网时代到今天,时移势易,这摊事已很难继续。

何锐老师

第一次认识何老师,是1997年。那时,我在报社跑政法,偶尔串线工业。

何老师在《山花》做主编之余,同步操办“贵州企业决策者研究会”。

当文学杂志的主编,除了能找到好稿,还得能化缘,支付稿酬。企业决策者研究会,按现在时髦的说法,是提供增值服务,让企业家们支持《山花》的发展。

第一次去研究会采访,我很吃惊何老师的动员能力:贵州排行前十的大企业厂长、经理围坐在一张深色的会议桌边讨论形势,一位省委领导坐在正中,边听边记。

印象最深的,是柴油机厂的方厂长。他说,现在技改,是找死;不技改,是等死。

那时,贵州绝大部分国有企业,现在看起来,都是小不点。当时,贵阳烟厂最红,其次,轮胎厂比较牛。我的朋友当中,有几个靠买黔轮胎原始股成为万元户。黔轮胎厂长马世春头发浓密,言语不多,态度谦和、颇受好评。贵阳棉纺厂厂长姓叶,每次见他,都神色黯淡。

每次开会,何老师坐在主席座旁,默不作声。主席座,换着不同的省领导。

他每次抓的议题,都很准。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,能畅所欲言,了解实情,我想,这是那时党政要员、企业大佬们愿意与一介书生坐在一起,集体交流的重要原因。

那些年,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诞生不久,贵州信息十分闭塞。何老师和他的研讨会,承担了了重要的商学院功能。

十年前,何老师从《山花》主编位置上退休。这本贵州杂志,经他的手,已经做成国内文学界有尊严的品牌。

人到中年,我才能体会,何老师作为一个团队领军者的种种艰难。他厚实的镜片之后,一双眼睛看到的,是常人能以体察的空间与方向。

何老师不是个善于经营的家长,但某种意义上说,他是个公关天才。

他与当年的很多政商界精英,同属文革前的大学生,他能理解他们的需求,也能知晓他们的需求,所以,更能找到共同话题。

他口音虽重,但很擅长给企业家找到他们能够接受的“方法论”。他从不卑躬屈膝,而是有种直截了当的说服能力。让你觉得,不参加他的论坛,会失去某种重要的认同。在WPP、德勤之类跨国咨询机构进入中国之前,何老师讲解的政经趋势,是那个时候,贵州企业家们能够听到的重要宏观课程。

我相信,他肚子里是有很多“干货”。当年在贵州任职的一位北京来的省领导,本已买好回京的机票,听他电话相邀,聊得入巷,居然退票参加企业家的讨论。

某种意义上讲,那时的何锐,与那时的官员、厂长们,是精神上平等相交的讨论者。在这个前提下,他的研究会,更像一个高水准的观点平台,而不是你来我往的社交圈。

从这个角度看,何老师给贵州企业界,留下了一段特殊而宝贵的思想史。那些企业家们的发言,放到今天来看,都是珍贵的史料,让后世感喟。

何老师交友,留下很多幽默的往事,直到他故去,很多细节翻检出来,仍然让人忍俊不禁。

比如,某年某月,有好几天,何老师突然感觉不适,给领导、同事们说,他喘不过气,可能活不过去。后来才发现,是他领带系得太紧,压迫了喉管、动脉、颈椎等一干要件。

他和我岳母是老同事、老朋友,每年春节,会来岳母家里坐坐。

今年,他又来。但,精力似已耗尽,连茶水都端不住,倚靠在沙发上,大多数时候,沉默不语。临走,他留下一瓶茅台酒作为礼物。送他出门后,家人才发现,那酒已喝了大半。显然,他带错了伴手礼。

但是,这小半瓶茅台,会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记忆。

一看到它,就会想起他。

 


作者:高嵩 编辑:安娜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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