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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看万山红遍》的新时代纪事与新方志文学的历史担当

  贵州红讯,责任编辑 小红 2018-10-19 11:37 整理。

《看万山红遍》是欧阳黔森深怀乡愁深入现实,以文学的手段反映“汞都”万山历史巨变的纪实之作。铜仁是欧阳黔森的故乡,铜仁万山这座举世闻名的“汞都”,曾给作家带来无尽的自豪与遐想,但是,因为万山地处武陵山腹地,山高坡陡、沟壑深切、交通不便,原来的自然条件很差。随着20世纪末汞矿资源的枯竭,贫困开始成为万山挥之不去的阴影,这时的万山,给欧阳黔森留下的,就是深深的无奈、失落和焦灼了。而今天,正如《看万山红遍》所写到的,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,贵州各方面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全面展开,铜仁万山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欧阳黔森讴歌新时代英雄业绩的澎湃思绪与火热激情,又开始燃烧起来。

我们知道,关注时代变革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审美品格。习近平总书记就文艺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以来,推动文学创作关注现实、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的呼声更为强烈。《人民文学》2018年推出的“新时代纪事”栏目,无疑就在这方面竖了一面旗帜。欧阳黔森一年不到就在这个栏目连发《花繁叶茂,倾听花开的声音》《报得三春晖》《看万山红遍》三篇作品,正是因为它们都具备了“诚心诚意进入现实内部”的品格,都具有“专注于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需要,写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蕴和时代特征”的审美追求。

在三篇作品中,《看万山红遍》写的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绿色转型。这里的“万山”既是伟人毛泽东诗词的英雄主义情怀,也是曾经的中国汞都的地名。同时,万山还有欧阳黔森“乡愁”的情怀寄托。这里的“乡愁”,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游子怀乡、思乡,而是融入了生态自然、现代化速度、脱贫致富奔小康等中国社会和谐共生远大理想的乡愁,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蕴含的乡愁。这里的“看得见山,望得见水,留得住乡愁”,是一种既往开来的博大胸怀。

《看万山红遍》写精准扶贫,写万山的旧貌新颜,聚焦点是人的精神风貌,是人在坎坷曲折中昂扬的斗志和远大的胸怀。这样的作品,一如欧阳黔森的小说、散文和影视创作,流淌着英雄主义的激昂旋律。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,是万山汞矿的干部职工面临企业困境时的顽强坚持,是2008年那场大凝冻带给万山汞矿干部职工和普通农户的严峻考验。当时脱贫尚且无期,盈月的自然灾害又铺天盖地,对万山人来说,这无异于雪上加霜。然而,在最困难的时候,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来了,他带给大家,是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慰问,是直透心田的温暖和鼓舞。《看万山红遍》把这一个时间节点看作万山区所有变化的新起点,不仅万山区发展规划的新高度,招商引资的新速度、新机遇从这里开始,就是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老龄学员余秀英、普通职工李来娣的新生活,陈昌旭、田玉军、吴泽军、杨尚英、田茂文这些从市委书记到社区支书,从副镇长到普通干部的新思想和新追求,也从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。一幅新时代万山建设的新画卷,从那时起便在万山人的心中酝酿了。

让欧阳黔森倍感欢欣鼓舞的,是短短数年时间,万山便从资源枯竭型城市向着绿色未来开始了华丽的转身。正是通过人们的努力,朱砂古镇焕然一新,现代农业呈星火燎原之势,新兴工业迈出重大步伐,旅游产业全面开花,城市转型大踏步前进,社会事业全面提档升级,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,经济建设取得重大突破。随之而来的,是荣誉、机遇和更多的鼓励:如“全国生态文明城市与景区”“中国最佳投资环境城市”“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县”“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市核心区”“二〇一七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”“中国最美特色旅游小城”“中国最佳品质旅游目的地”“全省平安建设先进县”“省电子商务十佳示范基地”。2016年10月,万山顺利通过贵州同步小康县达标验收,汞矿遗址也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,万山的绿色转型,不但不同于欧美、日本的同类模式,同时也有别于西部和国内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或地区。了解这些成就后,2013年5月4日,习近平总书记就万山的发展作出重要指示,充分肯定他们走过的路子,同时也寄予了更加深切希望。

在万山的绿色转型过程中,高科技农业项目的引进无疑是一场新的考验。汞的长期开发、冶炼,是否造成土壤污染,谁都没有信心。在这里,又是人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:万山区委、区政府的坦诚、信用和办事的魄力、效率,打动了合作方山东九丰集团,就冲这个“万山速度”“万山信用”,他们来到了万山。万山的绿色产业,包括农业、林牧业、旅游业,有了新的发展机制。

为更深入地描写万山人的精神风貌,欧阳黔森在告别九丰村支书张美明之后,接着探访的是大山深处的中华山村夜郎村。为此,他登上云盘山、中华山,结识了全国劳模、脱贫致富的带头人、中华山村的村支书毛照新。正是这位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过的乡村支书,创造了中华山村脱贫的新模式。欧阳黔森注意到,象毛照新这样道德高尚、胸怀广阔的乡村基层干部,不只一个两个。在夜郎村,冯忠情、张小进、刘永奇这些种植大户、致富能手,嘴里常提到的,就是区里的科技副乡长,是万山区委书记、区长。没有这些干部的带动,光有好的扶贫政策也是不行的。某种意义上,《看万山红遍》正是这些好干部的光荣榜。作品的现实主义情怀,正体现在对这些干部精神风貌的生动描写和热情赞誉上。万山的脱贫致富,汞矿的绿色转型,新型农业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,离不开基层干部的努力推动与广大群众的热情参与。而在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后面,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与指导。2017年10月19日上午,在参加十九大贵州代表团讨论时,总书记还在问候万山、祝福万山。

除了对万山区扶贫、扶智的全方位叙述,对从习近平总书记到党的各级干部群众的生动描写,《看万山红遍》的现实主义品格,还在于能给读者带来一种启发,那就是“方志报告文学”或“新方志文学”价值与意义。

我们知道,进入21世纪以来,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,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,可以称得上是翻天覆地、有目共睹。在贵州,城镇化带动,大数据产业支撑、高铁与高速公路建设、能源开发等系列发展战略,也正在令这里的经济社会、人文历史、山川地貌、多彩文化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巨变。即使是游子归乡,所看到的,也都是陌生但崭新焕然一新的家乡。和全国很多地区一样,一个非常突出的事实是:贵州几乎所有地、市、县新编写那批的地方志,包括省志,已明显跟不上现代生活变化的节奏,更不用说明清和民国时的那些老旧志书。在这样的形势下,用文学手段记录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、结构性变动,实际就已经具有了方志的品格。这类作品既具有纪实性、时效性、新闻性,又是在用文学的语言、文学的方法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,符合文学的审美规律。这类作品既是对扶贫攻坚奔小康的时代精神的呼应,又是对地方志记录当地风俗、传说、物产、舆地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。因此,对“地方性知识”结构性变迁的文学性、新闻性、时代性、史志性、连续性、文献性表达,就是我们对“新方志文学”的一个基本界定,它具有史传文学的某些特点,又符合报告文学的要求。

如前所述,《看万山红遍》首先是对万山历史巨变的文学性、时代性、新闻性、时效性叙写,另外,在写汞都万山的历史时,基本就是以地方志作参照和对比来展开叙述的。这些叙述,欧阳黔森很自信地在“验之方志”“稽之地图”。比如写“中华山”“云盘山”和丹砂,他就多次引用《万山志》和明万历《铜仁府志》。这在地方志中都有确切的记载。民国《铜仁府志》对丹砂的描述,甚至还有传奇色彩:“有砂宝伏土中,呴呴作伏雌声,闻者勿得惊,惊则他走”,“万山产尚有如鱼如马如鸡者,地灵之生物奇矣哉”(民国《铜仁府志》点校本,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,112页)。

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,方志与文学是近亲,关系一直很密切。地方志的“艺文”部分,跟文学的关系最直接,其内容或者与文学家的经历、传记有关,或者收录他们的作品,那都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。有些地方志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,最著名的例子是《水经注》和《洛阳伽蓝记》《两京赋》《三都赋》等。左思在《三都赋》的序言中并且明确说,他的《三都赋》是按方志、按地图来写的,这便是“验之方志”“稽之地图”的由来。另外,地方志所记载的事物,很多都是诗歌散文的题材,与地方人文历史、名胜古迹有关的诗文作品,可谓不胜枚举。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中,大量地收录了“八景”“十景”之类的“景观诗文”。直到现当代,这样的例子仍然不少。独特的地方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,能够唤醒诗人沉睡的诗兴,而景观诗文反过来亦可提升地方史志的文化品相,让它们享有更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“诗以地兴”或“地以诗传”的现象,并不鲜见。

文学与方志之所以能放在一起产生关联,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有对“地方性知识”的结构性、整体性变动的关注、记述和表达,都有乡土情感的最终依托。但尽管如此,仍不能把“新方志文学”直接等同于地方志。文学与方志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功能,写法不同,成规也不一样。《看万山红遍》与旧方志最大的不同,就在于它不仅记录“地方性知识”的变迁,不仅是当地风俗、传说、物产、舆地的简单追叙和介绍,它更在意现实变迁。如果说旧地方志的一大特点是只关注结果的话,那么象《看万山红遍》那样,文学描写地方事物,叙述地方的历史巨变,注重的是现实,要呈现的是过程,它需要呼应时代精神,需要撷取历史性变迁过程中时代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,尤其是给地方带来历史性巨变的人的性格、心理与精神风貌。《看万山红遍》就是这样,它既写精准扶贫及精准扶贫过程中感人的情节和细节,刻画人物的心理、性格和精神风貌,又在描述“地方性知识”的整体性、结构性变化时,着眼点始终不离地方的建置沿革,以及经济社会、山川地理、物产、风情、风物、风俗、掌故、传说,这在写法上是一种新的尝试,是面向世界的中国故事的中国式表达,是一篇为地方立传的作品。也许作家没有“新方志文学”的自觉,但强烈的地方文化自信非常强烈,“新地方志”的叙事效果很明显。

“新方志文学”也许有点标新立异,但相关说法是有的。贾平凹的《商州》系列出来之后,就有人给作品命名为“新方志小说”。还有更多的作品被称为“新方志报告文学”。如韩作荣写长沙的《城市与人》,聂还贵的《中国,有一座古都叫大同》,何建明写苏州的《我的天堂》,写重庆的《国色重庆》,王军记述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的《城记》等,这些作品都是写城市或乡村的前世今生,都是为现实立传的作品。其他如族谱、家谱、志书类的报告文学,近年也出现不少,被人称为“史志报告文学”。用赵渝的话说:这样的作品也具有新闻性和现实性,可以引导报告文学作家从对历史幽深之处的追索和探问开始,最终回到对现实性的关怀上来(《赵渝<革命百里洲>——关于农民话题和史志性报告文学的专访》,《报告文学》2004年第1期)。(杜国景

作者系贵州省评论家协会、理论家协会主席,评论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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